我校校长赖章盛撰文追忆外公陆定一：以笔为矛，丹心映征程

陆定一（左）与赖章盛（右）合影

外公陆定一的长征路：越是险途越壮丽

在这之前，他受到王明“左”倾路线的多次打击，先是被撤销了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，随后被派到中央苏区，担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，后又被撤职。长征前，他被调到《斗争》杂志编辑部当“刻字匠”——从事刊物的刻蜡版工作。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，没人告诉他，是担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的外婆唐义贞骑马过来与他告别，他才知道。外婆因有身孕，不能跟大部队走，留在苏区坚持斗争。他们这一次分离，成了永别。外婆于1935年1月牺牲在闽西游击战中。他们的两个孩子，也留在了苏区，一个托养在江西于都禾丰镇，一个托养在福建长汀四都镇。这两个孩子，分离50多年后才找到。

没有职务的外公随部队行动，编在红章纵队干部连。但他没有因遭到排挤、打击而消沉悲观，而是热情积极地为部队工作，以笔为矛，沿途写标语、作演说，在行进困难时鼓励队伍前进，宣传群众纪律，帮助伤病员和运输员，为部队打前站、烧水、准备火把等。他还抓住一切机会深入沿途的百姓群众中，包括少数民族、穷苦人家中，与群众拉家常、宣传红军的宗旨。由于部队与群众接触时守纪律、心贴心，使得宣传工作很有成效。外公后来回忆道：“照我们一路的经验，无论是谁，无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，只要我们对他说清了红军是什么，无不转忧为喜，同我们十分亲热起来。”

外公还在文章中说：“我忽然想起，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，写着某年某月某日，红军北上抗日，路过此处。”后来，老人的夙愿得到实现，一块刻有他手书的“老山界”石碑屹立在老山界上。老山界的主峰猫儿山，也修建了红军亭。外公在红军亭中为猫儿山题字：泰山之雄、华山之险、峨眉之秀、庐山之幽。

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，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统治，长期遭到压制打击的外公才被重新起用，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，并接替邓小平主编《红星》报。长征途中办报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，人手少，设备简陋，每期要刻两大张蜡纸。外公一边行军一边搜集稿子，还自己动手改稿、写稿、设计版面、印刷。

我在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这一时期的《红星》报，发现长征途中的这份报纸的一个重要特色是：每期都有醒目的通栏标语，重点突出当前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部队面临的重大任务，让人一目了然。而在如何贯彻这些部署和完成任务问题上，又宣传、布置得细致入微。

在行军中，外公除办《红星》报外，还每天停下来收截国民党中央台的电报，密码由一位俘虏翻译，电文译出后交中央，供参考使用。

布告6字一句，共26句，一韵到底，朗朗上口，通俗易懂。这一布告是红军长征中唯一的一份布告，而且第一次使用了“红军万里长征”。所以，“红军万里长征”这一特定用语，是由外公陆定一首创，并经朱德首肯而被广泛传播开来，并因其闪耀着历史光辉而载入史册。

外公向我讲过这样一件事：川西地区尽是大山，部队容易迷失方向，便请来当地的老百姓当向导。有一位向导和他们讲打猎的故事，夜晚在山中设一盏马灯，熊看见灯光便会好奇地跑前去，瞧着灯一动不动，这时候就是开枪打熊的最好时机。知道这位向导喜欢马灯，外公就把自己的一盏马灯送给了他。

每当接触这些给红军帮忙的群众，外公心里就很感动，并产生一个深刻的体会：长征一路上取得成功，靠什么？靠党中央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。但光靠这还不够，还要靠人民群众，靠给红军当向导的人，靠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夫。他们回家后难免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和迫害，但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，积极踊跃地支持和帮助红军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党贯彻了土地政策。

红军准备过川康边界的大雪山——夹金山时，外公向当地老百姓了解山上的情况，老百姓讲了许多关于雪山的神秘传说，并说大雪山是不能过的，劝红军不要走这条路。但部队必须翻越过去。翻山前，外公协同部队向战士说明山上的气候、缺氧的情况，要求每人准备一根棍子，并带上辣椒和生姜，好抵御寒气。

长征结束，外公觉得这艰苦而又伟大的历程值得好好总结。于是，就在陕北吴起镇，与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合写了一组《长征歌》，共13首，他们把长征途中的重大事件和主要经历都写了下来。

在蒙受冤屈之时，外公“痴心不改”，对革命依然保持赤诚之心。渡过难关、解脱束缚后，他的革命生涯更加丰富、壮丽。回忆起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，外公经常说，多少革命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来。活下来的人，是“幸存者”，还能计较什么个人得失！他不断地叮嘱我们，要多关心大事，少计较小事。他所说的“大事”就是国家的事；而“小事”，就是家庭的事、个人的事。

外公已逝世多年，但当时他向我们叙述长征中的人与事的情境，犹如昨日。革命先辈们用热血、信念和生命铸起的丰碑，永远矗立在我们的心中！